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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情性文化,与西方人的理性文化相对。这么大的一个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我不敢下定论。但中国人普遍表现出重视情感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毋庸多议。比如,我们说某人有情有义,那是很高的评价了。相反,若说某人冷酷无情,那可是一大“恶谥”。 情感并非无故而生,它与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态势密切相关。我认为,是“不平等产生情感”。 一、关系与人情 情感很具体,很实在。我们说“事情”,有“事”则有“情”。而唯人能“来事”,所以“事情”也就是“人情”。我们先从人情与关系讲起。 (一)讲关系,重人情 在中国社会中,分外重视人际关系,看重关系的价值,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1919年,留学哈佛的陈寅恪,在与友人吴宓比较中印欧三大文化时,曾经说过:“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 一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就异常明显。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与西方列强打起交道。有擅长办交涉的官场能员,按照平时在本土屡试不爽的套路与西方人搞外交,先从培养私人关系着手。发现老外也接受吃请,该笑纳的同样笑纳。可一旦进入公事范畴,丁是丁,卯是卯,毫无通融可言,原则性极强。中国人就不理解了,觉得老外“不近人情”。举这个例子,是要通过中西文明的一个粗略比较,来说明中国社会看重关系的特性。 1。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 汉语中称谓最是丰富,和英语决然不同。英语中,舅舅、叔叔、伯伯统统就一个“uncle”。唯独汉语,把人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均加以定位。过去,一个成年中国男性,除了名以外,还有字,有号。西方文化里就没有这种情形。电影《开国大典》中,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到西柏坡和中共领导人会谈,他问**那个“**”怎么没看见,是不是被清洗掉了。**哈哈大笑,说“**”即是他本人,对他解释一番,米高扬方才恍然大悟。 把称谓复杂化、细密化,说明了中国人想准确辨认、定位关系的心理态势。可以说,关系的概念渗透进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大凡比较成熟的中国人,都懂得要在社会上立足,建立必要的人际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事、同学、同乡……都是搭建关系的便利渠道。小说《围城》里,钱锺书先生还调侃出一个“同情”的概念。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理由是:两个人共同爱慕苏文纨,拥有同一个情人。从这莫名其妙的共同点上引申出两人理应同病相怜。总之,通过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扩大社交范围的习惯性做法。比如,应酬场合,相互介绍,如何进一步消除隔阂、避免冷场呢?找共同的熟人是首选。谈起某某,对方说:啊,我们是老熟人了。趁着兴致还掏出手机拨打其电话,做一番寒暄,关系就此搭建起来。 自然,关系学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学问。《红楼梦》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其实质便是懂得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有民谣说:“文学、医学、经济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学那学不用学,最最实用关系学;老乡、老友、老上级,七姑、八姨、舅子哥,四面八方拉关系,关系越多好处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日俱增,与国际接轨的幅度也日益加大,可是重视关系的传统价值导向似乎没怎么变化;相反,还愈演愈烈。时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个人的努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很多时候要“拼爹”。“拼爹”,实际上拼的是家族积攒下来的社会关系。 讲社会关系,就是讲“人脉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资源。现在各著名大学争相开办高级总裁班、研修班之类的培训,其兴奋点不在于传播前沿知识,而是提供丰厚的同学资源。相当于大学扮演了搭建平台的角色,整合关系,便于共享。我就曾接到过这样一个招生短信:某大学开办的顶尖政企合读班(党政学员70%为各部委司局级干部。企业家学员中企业资产超过100亿的占50%,据统计前两期企业家学员,累加各自企业产值总量超过8000亿,两个班级的经济总量已接近省区的gdp),讲师多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从学员和教师两个方面同时强调该班所蕴藏的人脉资源的优势性。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与有没有关系实在大有关系。我这么说,绝非主张大家从此一门心思拉关系,把精力和智慧耗在这上面;也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宣扬它是一个值得追求和努力的方向。我纯粹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体味中,指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的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在它的传播过程以及实际操作中,与其本来意义发生了分离。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明确它本来的意义。 2。关系本位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曾用了“关系本位”这个概念来定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现象。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先生做了分析。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又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互相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关系本位,一言以蔽之,是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定位自我,找准个人的位置以便采取合理的待人方式。 生命,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它必须拥有某种确定的形式,如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属下的领导……但同时它又一无所有,本来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是。婴儿来到这个世间,他未来将是什么样子,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人能够安排和设计。我们对他可以有期许,但绝不能预设,他的成长总会逃离我们对他的预设。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着自己的。”我的意思是: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有自己的定位,才有自我;反过来,脱离了关系,真的无有“我”。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系本位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关系的确定不移的原则。一事当前,首先明确的是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同,处理方式即不同。有个前苏联的政治冷笑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前苏联“肃反”期间,社会空气比较严峻,人都很敏感,小心翼翼的,怕招来无妄之灾。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突然问邻近者:“你有亲戚在中央委员会么?”那人说没有;又问:“有亲戚在契卡(主管‘肃反’的谍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么?”回答还是没有,此人长舒了一口气,说:“对不起,你把我的脚踩了,麻烦你移开。”这则笑话,反映的是“肃反”所造成的肃杀的社会气氛,令人投鼠忌器,噤若寒蝉。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看故事本身,在重视关系的文化中,恰如那个脚被踩着的人,厘清关系,明确身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处理问题的前提。 就说法律吧。现代法律把人看成是无任何差异性的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做不做得到或者做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至少在立法精神上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古代的中国法律——如大明律,一案发生,首先要明确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考虑如何审判。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审理案件有个基本原则:大凡官司可疑的时候,与其委屈兄长,宁可委屈弟弟;与其委屈叔伯,宁可委屈侄子。海瑞要保护的是基本的伦理关系,所以在事情纠结不清的时候,弟弟为兄长受点委屈,在他看来理应如此。 还有,中国人喜欢看“人”说话、行事。明确了双方关系、各自身份,才能拿捏说话的分寸、边界以及采取恰如其分的交往方式。还可以举出个古代的笑话:有个庙的大和尚为人势利,某官员微服来访,和尚不明身份,随便叫声“坐”,对身边的小和尚喊声“茶”;与他聊天,见其人言语不凡,热情了些,叫“请坐”,又叫小和尚“上茶”;后来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态度大变,巴结了,连忙说“请上座”,又催促小和尚“上好茶”。很明显,故事是在讽刺大和尚的势利。不过,我又要做翻案文章了。大和尚的举动,未免局促了点,故而显得巴结,可思路还是正确的。本来就应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想,见“人”说“鬼”话,“人”不乐意;见“鬼”说“人”话,“鬼”听不懂。合乎身份,即为妥当。 待人接物时,把双方关系作为大前提,按照自我的身份、位置来决定恰当的言行方式,此为“得体”,在传统文化里称这样的人为懂得人情世故。 3。关系本位下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两个词通常连用。如果说一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那是很负面的评价,意味着这个人不成熟,不懂得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不懂得从情感的角度来处理人际关系。人情世故不通,后果很严重,是要得罪人的。 得罪人,相当麻烦,意味着“关系本位”遭到破坏,被得罪者不再承认他和你之间有“关系”。既然双方无关了,交往便“公事公办”,也就是照规定来,凡事往“原则”上靠。问题是: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你也不知道具体“原则”是什么;另一方面,“原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掌控在他手上。所以说很麻烦。 现实总是教育碰壁之后的人从此“懂事”点。什么是“懂事”呢?就是懂人事。而人事,不外乎人情。《西游记》里,有句话颇妙,“有人事则通”。唐僧师徒一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天,他们可是奉佛祖钦点来取经的,硬得很咧!即使佛祖交代下来,他们在藏经阁还是受到具体承办的阿傩、伽叶两大尊者的卡要,讨要“人事”。我们会觉得堂堂西天庄严佛土,居然有如此污垢之事,实在不像话。但,换一个角度说,唐僧一行从东土来西天,求取至珍至贵的大乘佛经,连大唐的土特产也不顺便捎带、分送,“诚意”又何在呢?不是目中无佛,就是心里糊涂。我当然是说个玩笑话了,我的意思是,在中国人的交往中,不喜欢人际关系过于生分、过于冰冷。所谓人情、人事,是想在具体的事中添点情味。我们在送礼于人时,即使很贵重的礼物,也惯于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这可不仅仅是表谦虚,内中蕴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有意贬低物的价值,来凸显情的意义。 但人情和世故还是有区别的。冯友兰先生做过说明:“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人情,是对人持一份真诚的敬意;至于世故,那是因为人情已成为社会上公认的、通行的法则,不得不表面上遵从并加以利用。人情,有原则;世故,仅仅是懂得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对于世故,我们是防备的;而人情,是我们称许的。 关系,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很重要。关系,最主要的,靠人情来搭建和维护;反过来,建立关系,其目的在于增加彼此的情感。这是最根本的相处之道,但要是过分运用,那就是世故,而非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上面说了关系靠情感建立。没有情感的关系,或者说,缺乏情感充实和支撑的关系,断然不能长久,仅是一时的苟合而已。所以,人际关系,亦可说成是“人情”。有关系在,就是有情在。大致说来,人以自我为起点,由家庭而至于社会、自然,所建立的种种关系,皆以情感为纽带。因此,上面所说的“关系本位”,论本质,应该是“情本位”。 1。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能否构成一种关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都有自省、反省的心理能力。在自省的时候,人实际上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分为二,化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小孩子,就因为反省能力欠缺,所以老要家长们提醒、纠偏乃至惩罚,才能改正它不好的习性,而逐渐社会化。所以,人和自我事实上也构成关系。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在人和自我的关系上,期望的处理方式是“修身”。关于修身,在后面讲“情绪”时,我要展开谈,本处仅从与自己的关系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比较欣赏冷静、稳重的人,不太喜欢人过于夸张、激动,不喜欢人一惊一乍,大呼小叫。稳定的人,宠辱不惊,从容淡定。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我想说的是,这种人格态势,究其实质,来自人对待自我有一个稳定的设计和预期,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配。所谓“自知者明”,彻底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要什么,在什么条件下能选择什么以及底线、边界在何处,心智便可谓成熟,能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前行。 修身的目的,是尽量让人臻于此境,我们只要读读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日记等文献,就可发现让自己能够完全地、彻底地“静”下来,是理学家们共同的追求,他们探索、设计出各种有针对性的方式来修养己身,力求从容。我曾多次去王阳明在余姚的故居以及龙泉山讲学处,了解到王阳明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说法,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在经历重大的人生挫折、磨难时,在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也能够保持心境的安稳与平定,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这就是变化气质、修养自身的关键之所在。 儒家还推崇“慎独”,即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不起私心杂念,而有内心的澄净、无纷扰。这是通过克制自我的欲念,降低需求,来摆脱对于外界的依赖,以避免不必要的情绪产生,扰乱人应有的平静。 很明显,这样的自我状态,乃是一种无任何情绪性反应的宁静心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以减少、乃至泯除让人心灵不安的情绪为追求的。 为什么有此目标呢?我想,还是与前面所说的“关系本位”有关吧。当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时,无论如何,不能过于伸张个人意志、意愿,而要观察、照顾到对方的心理需要、反应、情绪;否则,相互冲突的意志拥挤不堪,极容易产生矛盾,从而破坏关系。关系,就是“大局”。我们常说有大局观、从大局着眼,无非要维持关系的长期化、稳定化、和谐化。在此目标下,通过修身,自觉克制自我情绪,调整心态,是顺理成章的事。 把自我修养到位,无疑,有助于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2。人与他人 儒家认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和谐”。和谐,即彼此无冲突地相容。人与人的相处能做到融洽、祥和,这当然就是情感状态了。 和谐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家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了社会上可能的种种关系。家庭中,有上下辈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有平行的兄弟关系,有结二姓之好、化异姓为同姓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原则是和睦,所以有“家和万事兴”的俗语。显然,和,只能靠情感、靠家庭成员的情感互动实现出来。和,是情感融洽的结果。朱桐庐著名的《治家格言》有十六个字说得好:“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如果家族的气氛、性格是刻薄的,是严苛的,那么家庭不睦,不睦则无法久长。刻薄、严苛的对面,就是厚道与温情。 当人走出家庭,踏入社会,加入某个单位,就发生了上下级关系。就西方人来说,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处,下级直呼上级的名字,也无不妥。放在中国人身上,估计没哪个下级敢于如此,这叫做“没大没小”。也就是说,上下级是个有大有小、必须分出大小的关系。以下犯上固然不对,以大欺小也不对。以下犯上,叫“目无尊长”;以上欺下,叫“恃势凌人”。 社会组织中有上下关系,虽然地位不平等,但也要有情。中国人所主张的,是上级对下级超出工作范围的关怀和照顾,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与忠诚。比如,楚汉相持不下的时候,韩信的作用凸现出来,他倒向哪一边,哪边则可取胜。项羽派人游说韩信,韩信没有动摇。他的理由是,当初在项羽阵营时,项羽不重视他;转投刘邦后,刘邦没什么不能与他分享,把他视作一尊人物。韩信不背叛,念情,原因是刘邦有情于他。 以上种种,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至于对待陌生人,中国文化也推崇的是情感化。西方文化则不同,如《圣经》中,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基督教的教义,要人打破血缘关系的狭隘性,转以上帝为中介,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经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西方文化中,对陌生人关系的处理并无什么滞碍难通之处。中国文化则不然,不是把陌生人视作和我平等者,而是把陌生人“熟人化”,即通过建立情感联系来消除彼此心灵上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异己感。《论语》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把血缘关系向外推,将天下纳入到血缘的脉络里,其情感意味更浓厚。天下如一家,这是以内心的情感为中介,在情感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他著名的《西铭》中说得更加明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整个宇宙在他的眼里,就是以情感为架构支撑起来的。 像旅店、宾馆之类的场所,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流动性大,是最不容易产生情感的,也最不必产生情感的。但如果问从业人员他们的营业理念、服务理念是什么,多半会说力争做到“宾至如归”,让客人虽然出门在外却有回家的感觉。换言之,宾馆应能给予客人温馨的情意。可见,把陌生关系情感化,变成熟人关系,变成回头客、老客户,是我们文化的下意识的选择。 3。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天,异化的形式为神)的关系是情感关系,即所谓“天人合一”。只有在情感中,天人合一才成立,究其实质,就是人和自然亲密无间的融合感。 天人合一的命题,最开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天界(自然)和人界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两者是同一的。他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有鸣则有应,此起则彼伏。在互动的模式下,人的行为应当配合着天。这种思想,当然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确切地说,还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中医、养生、风水等,其理论基础还在此。 如果清洗掉“天”的人格痕迹,把“天”看成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那么两者关系的情感基础则更清晰了。 我们看陶渊明一首著名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传达的情感很平和,也很澄净。自然(环境),并未带给诗人生存压力;相反,诗人在此中有自足的归宿感。人与自然是合一的,而这种合一不是现成的,而首先是诗人心境的转变。当以超脱的态度去审视包括自我在内的自然时,自然便是我,我同时也是自然。 再看辛弃疾同样一句著名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何曾能够见人之妩媚呢,但词人觉得理应如此。准确地说,是词人觉得情应如此。情感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它在要求对方(即使是无情之物)对它做出对等的回应。《文心雕龙》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情投射过去,好像是赠送;回应过来,好像是报答。这句话很准确地交代了情感运作的逻辑。在一赠一答中,情感便得到了确证,确证强化了认同,认同则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看来,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把自然看成是无情之物,或者看成科学意义上的纯客观的自然;毋宁说,把自然看成是有情的,能够与人的心情相互呼应,能时刻与之共鸣。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本无情感可言,但是龚自珍相信,它是有意落在泥中,更来护花。 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情感都作为最后的取向支配着各种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以说情感关系乃是关系的本质;那么,建立和维系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增进彼此的情感。用中国人通常的说法,这个工夫叫:做人情,送人情。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人情,可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要做,要送;是做出来的,是送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做”和“送”呢? 1。给面子 中国人好讲面子,这个尽人皆知。其实,面子无非是个人尊严的通俗说法,应该说,对尊严的讲究无分中外。但中国人格外重视面子,与我们以关系为本位的民族心理相关。社会关系多,路路皆通,说得上话,本身就是有面子的表现。 面子很重要,它是露在外面给人看的,所以要求光鲜、亮丽。如果把里子露出来,那就难看,没了面子。给面子,目的是让人好看,所以又叫做“面上过得去”;不给面子,人就难堪,所以又叫做“撕破脸”。 过去中国是大家族社会。大凡大家族的当家人,有个治家心得叫“不聋不哑,不能当家”。意思是说:有的事情,有的话,有的行为,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见了当没看见,听见了当没听见,能忽略过去就忽略过去。有人认为:这种装聋作哑、和稀泥的做法,办事不彻底,弊病良多。当然不否认确实如此,但很多情况下,人事纷繁复杂,有快刀不一定能斩乱麻,还有可能快刀都要被乱麻弄钝了,刀刃疲软。装聋作哑,实际上,其用意在于给人保存“体面”。没体面,没面子,有的人可能破罐子破摔,自己放弃自己。儒家主张对人存一份忠厚之心,道家主张做事留有余地,两者虽视角不同,但都可简单归结为“给面子”。 因为要“给面子”,所以我们在批评人时,惯用的做法绝非当面直说、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而总是采用间接的、婉曲的方式,如“指桑骂槐”。比如,两个小孩子玩在一起,发生矛盾了,一个欺负另一个。被欺负者的父母一般不会直接维护自己的孩子,而是反过来呵斥他,叫他安静点,和小朋友好好玩。对方的家长自然会意,连忙把自家的孩子拉过来骂一顿,叫他老实点。 如果两个人有冲突,并且都下不了场,僵持住了。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必须引入第三方进行调解。但调解人本身必须有足够的分量,他的面子要大。他一出场,双方就有理由撤退,都会说是给调解人的面子。经过此事,调解人的调解有成效,他的面子增值了,效力更大。而当事人由此化干戈为玉帛,非但没损伤,还多了几个朋友,关系圈扩大了。这就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 有个有趣的故事,很能见面子的逻辑: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大亨黄金荣,曾经当众殴打了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这卢筱嘉来头可不小,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定、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并称当世四大公子。他当众受辱,当然很没面子。而且他爹卢永祥控制着浙江全境及上海的大部分,势力只在法租界的黄金荣无论如何开罪不起。但叫他主动道歉,赔卢筱嘉一个面子,让他这个上海滩大亨又没面子,所以事情很棘手,无法转弯。这个时候,必须有“和事佬”出“面”。“和事佬”,顾名思义,他的任务是讲“和”,所谓“以和为贵”。而他要能够讲和,自身须够格,他的面子要足够大;最好平素不轻易出面。这样,一旦他出来,拉拢双方握手,双方觉得分外有面子。因为居然连他老人家都惊动了,多有面子啊!两个人都有面子,那以前发生的事是“误会”而已,只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杜月笙替黄金荣出面,请出了青帮中高辈分的张镜湖,由他居中调解,终于化解了冲突,三方都满意,皆大欢喜。 2。留余地 关系也是有生命力的,犹如植物,需要精心培育。开始的时候,双方打得火热,亲热无比,最后无法维持下去,不欢而散,形同陌路,乃至反目成仇的,这样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友情是如此,爱情同样如此。我的老师骆玉明先生,为我们解读白居易的《长恨歌》时,另立新说:“诗中写杨贵妃与唐明皇享尽人间之福,富贵尊荣已无可复加,情爱深绵亦是帝王的婚姻中所罕见,仍不肯有所节制,一味沉溺于欢爱享乐,甚至犹不觉满足,企望世世为恩爱夫妻,便违逆了天地间万物消长之理,所以有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落得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其实可以说唐明皇和杨贵妃没有为他俩的爱情留下余地,享尽了这一爱情中所蕴含的所有潜力,以至于缺乏继续伸张的空间,所以容易走到尽头。 《周易&;middot;乾卦》:“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说的也是这个理。盈,是满,满则溢,没有继续容积的空间。完满,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中,是走向消亡的开始。留余地,就是自我节制,切忌自我膨胀。一些流传于民间的处事经验、智慧也多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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