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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雄心壮志的武帝登基后一心希望像古代圣王一样建立霸业,达到盛世。实际上武帝寻找的是中国帝国时代统治者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即统一思想问题。这种统一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用强制手段压抑人民思想达到统一,而是要寻找一套适合帝王建功立业、统治人民,同时又符合百姓安居乐业心理的思想体系。研究《公羊春秋》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发展了孔子建立的旧儒学,杂合法家、阴阳家等成分,创立了公羊派新儒学。他从宇宙观上肯定了“君权神授”,又用“三纲五常”使社会各阶层安守本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正是自己一直寻找的治国安邦之道,就采纳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如果说秦始皇从行政上统一了中国,汉武帝则从思想上统一了中国。“秦皇汉武”并称中国帝国史上的两个重要时代。 第一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由崇尚黄老向独尊儒术的变化 窦太后死后,武帝少了后宫干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使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真正得以贯彻执行,从而结束了汉初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面,达到统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后,两千年来或增或补,但一直处于独尊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儒家独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几代人艰辛努力的结果。 儒家产生于春秋后期,当时各国诸侯崇尚争霸,人民渴望统一。社会知识层纷纷著书立说,各家之言蓬勃兴起,他们从不同角度讨论治国之道,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欣欣向荣。 秦国选择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经过变法改革,数代努力,终于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继续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而疏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片面要求“亲亲尊尊之恩绝”,使人们正常心理受到压抑,于是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秦朝统治。 汉初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社会经济衰退、统治力量薄弱的情况,采用了从道家学说演变来的黄老思想治理国家。 黄帝是传说中一个古代明君,战国时许多门派把他作为偶像来崇拜,许多人冒充黄帝名字著书。过去一些学者曾认为“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庄之说”。但自马王堆遗物中发现了与《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即《经法》《十六经》《称》《道原》)之后,证明“黄老”和“老庄”其实有不同之处,是杂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内容的道学思想。 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说作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对人民不过多干涉,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减少对统治者的反抗。这项国策对恢复经济生产,积累物质财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国上下研习黄老说成为一种风尚。甚至在当时知识层中,以黄老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被推崇到了极致。 当道家思想居指导地位时,儒家学说处境不太乐观。高祖刘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讨厌儒生嗦嗦的俗套。他经常大骂“竖儒”,甚至当众夺过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以示轻蔑。有一个聪明的鲁国儒生叫叔孙通的了解到这种情况,就穿着楚国的短打扮去拜见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欢心,被授官为博士。 一次,汉朝廷举行礼典。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礼仪为何物,他们在殿内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闹哄哄的不成体统。论赏不服的甚至动枪弄棒,整个场面好像推选山大王一样。高祖看着座下人的样子,也感觉和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这一切都让叔孙通看在眼里,他趁机上前进谏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见。被叔孙通训练过的大臣彬彬有礼,井然有序。“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于是刘邦大喜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九十九《叔孙通列传》。从此不再轻易污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叔孙通因治理有功被封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为郎。 虽然经过叔孙通及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观,但由于当政者用的是持“黄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没有什么大发展。高祖之后,情况基本上也没有太多变化。 汉初统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其中曹参是第一个明确用“黄老之学”来指导政治的丞相。他在齐国任相时,听说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就用重金请来,拜为老师,学习黄老学说。丞相萧何死后,吕后遵夫训用曹参继之,曹参把黄老之术推向全国。 文景时继续用黄老治国。《风俗通&;middot;正失》中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景帝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当然熟读黄老,所以景帝继承文帝政策,举事无变更。当时学习黄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学者,几乎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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