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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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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白骨堆不起清明世界(第2页/共14页)
文 /
宗承灏
言|情|小|说|吧
年)开始
一场捉拿害民吏胥的群众性运动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
大量吏胥被老百姓绑往京师
情节严重者被当即处以极刑
情节轻微者
发配充军
民间防控网络体系的形成
使得帝国官吏的言行大为收敛
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伤害地方良民
为了不让官吏祸害老百姓
朱元璋想过很多措施
“粮长制”是其中之一
客观地说
“粮长制”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一项制度
对于刚刚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来说
只是权宜之计
用它来割断官员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
朱元璋刚刚接手政权
还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权力框架
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
朱明王朝还是延续了元朝“以吏治国”的大方针
从民间重新选用一些政府认为可靠的人员来督征税粮
如此一来
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多一些
同时对于那些饱受官府压迫的农民来说
他们也不愿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
由于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外地人充任
对于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往往容易受胥吏蒙蔽
经过利害权衡
朱元璋式的民间自理方式应运而生
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一贯的态度就是从严从重
绝不留半点情面
他所说的“以良民治良民”
前一个“良民”是那些大地主们
后一个则是普通农民;前者是治人的粮长大户
而后者是那些被治的农民小户
“以良民治良民”关键之处在于区分“良民”的标准
到底是谁治谁
从帝国政权的观点看来
所谓的“良民”
不过就是那些“有恒产有恒心”的地主阶级
官家的权力机器就是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平稳运行
皇帝是最大的地主
官僚胥吏是小地主
大地主重用小地主
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在帝国的权力链中
无论是皇帝这个地主中的至尊宝
还是民间地主中的vip
他们的利益管道是彼此互通的
在朱元璋的人生字典里
他最为痛恨的两个字莫过于“贪官”
在对待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时
朱元璋的刚猛手段没有最猛
只有更猛
洪武年间
朱元璋大肆杀戮为自己打江山的开国功臣
株连极广
这种做法抬高了帝国官场的权力风险值
本来一个士子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当官以实现光宗耀祖
庇荫子孙的人生终极梦想
可是生不逢时
别人当官是要钱
在洪武年间当官却往往会要人命
于是“乡党自好之士”
多视宦途为畏途
对于当时朝廷的官员录用并不热心
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一条命去博一场未知的富贵
既然读书人不愿意主动依附
朱元璋只好从民间社会将那些忠诚之人提拔到权力系统工作
从粮长在权力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来看
他们中的很多人属于地方上的半公职人员
并不属于体制内的正式官员;从他们的身份来看
这些人更接近于吏
与体制内的官员相去甚远
当然
粮长在明朝的“官样年华”并不长久
等到官
吏任用制度逐渐规范之后
粮长被逐渐剥夺直接为官的特权
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赋役多数改征银两
官收官解的办法又复流行
粮长的地位更退居到吏胥之下
也就是说
粮长进入官场捷径的大门在这时候被堵住了
于是民间那些有志的地主们也就不再把“粮长”放在眼里了
洪武年间
“粮长”这种有权无职的地方具体办事人员
之所以有着很强的诱惑力
主要是因为他能够从征收税粮的过程中捞取更多的灰色利益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
就会有趋之若鹜的人群
其实朱元璋对自己建立的“粮长制”还是颇为得意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良民治良民”
为了鼓励粮长能够忠诚地服务于自己的帝国
朱元璋给了他们十分优厚的生存条件
甚至不惜打破吏不为官的传统
让粮长有机会直接晋级官员
甚至高级别的官员
以至于很多年后
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当时
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
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毕竟科举考试
是一个上千上万人的独木桥
中奖率实在太低
尽管如此
一些中饱私囊的粮长们还是感到不满足
他们认为依托纳粮来捞取灰色收入
效率太慢
他们想的是如何快速高效
最好能够一夜之间成为权贵之主
而且是巨富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们能够想出的办法也极具中国历史特色
他们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
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或者在应该缴纳的正粮之外
再加上各种附加费
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
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或者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
再向上级部门申请延期交纳
粮长基本上都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
也就是由地主中的大地主来担当
他们主要负责田赋的催征
经收和解运
但这项制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带着中国式的不合理因素
自古以来
无论是“官治民”
还是“良民治良民”
最后都会落入人治大于法治的历史俗套之中
在这里治人的良民俨然就是“王法”在地方上的权力代言人
他们在纳粮过程中动用的暴力手段在不经意间就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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